革命伴侣“两地书”——“革命伉俪”习仲勋、齐心


发布时间:2019/4/3  来源:《陕西党史》

    1944年4月28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一阵欢声笑语,古朴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喜庆的气息。

    晨曦微露,习仲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洗浆整洁的衣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很有意义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将在这里举行。

    齐心,是一位少年时代就胸怀理想、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投身革命的八路军女战士。此时,她虽然在绥德师范上学,但是已经有了5年党龄和革命经历。她于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德安,毕业于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孙岳部军法处长、国民党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和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黎城县、长治县县长等职,因富有正义、不随波逐流而遭到排斥,出任傅作义部参议。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他有学识,重情义,为人厚道,深受相识知名人士和邻里的尊敬,又因为他字为厚之,人们尊称他为“厚哥”。其母邓跃珍,是一位刚强正直,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子女先后参加革命后,于1940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到了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熏陶。然而,对她革命理想的形成发生决定性影响并成为她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即担任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了中国民族先锋队组织成为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她每天高唱着《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越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掀起滚滚浪潮和对未来战斗生活无限的暇想。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女一中。当她在南长街学校门前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名字而高兴时,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她耳闻目睹了二十九路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和北平市民在街上堆满沙袋,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准备巷战的情形。7月28日北平沦陷,齐心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的坦克在北平街头呼啸而过,骄狂的日本士兵胸戴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占领者的狰狞。齐心怒目而视,暗暗发誓:立志投身抗日救国队伍,坚决不当亡国奴。8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平津流亡学生第十二批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入平民中学读书,后因太原告急而失学。在此期间,她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愿望更加迫切,她两次外出寻找抗日队伍,父亲觉得她年龄太小,又没有可靠的人引领,两次都把她追了回去。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姐姐的带领下,到山西省屯留县岗上村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在经历了日寇发动的“七月大扫荡”的战火考验,因为她还不够党员规定年龄,经上级党组织特别批准,于8月1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部学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参加了荫城、西火镇战斗。翌年春,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经历了1940年秋季大扫荡的严酷斗争,被批准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40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学习,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临时部队行动。她们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天艰苦行军,突破了同蒲路、白晋公路和汾河等数道日军封锁线,经过了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边区,胜利到达延安。1941年2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扫尾工作,1942年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任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1943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学生工作。齐心是主要带队人。到达绥德后,编入绥师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齐心到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勋迟一个月。然而,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自由,才使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习仲勋、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富有趣味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勋名字是墙上一幅标语“牵线搭桥”的。

    齐心刚到绥德不久,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墙上“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区主持工作”的各色标语还未褪色,由此,这位年轻地委书记的名字便珍藏在了她的心底。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绥德师范也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案件,引起了地委的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住校蹲点,调绥德县委书记担任校党总支书记。习仲勋也来绥德师范亲自作动员报告,这次报告给齐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星期天,习仲勋在绥师级任老师杨滨同志处交谈完工作返回地委时,与从集体宿舍走来的齐心偶然相遇。齐心很自然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勋看了看这位举止文雅的姑娘,微笑地点了点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后来,由于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影响,致使绥德师范在整风审干和防奸运动中也走偏了方向,一时形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习仲勋即把该校的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经常来学校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亲自审案,搞调查研究。齐心是学校的党员骨干和学生代表,有时受党组织安排到地委向习仲勋当面汇报情况,有时担任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习仲勋在接触中,对这位积极向上、泼辣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的了解。齐心也在同志们的谈论中和实际工作中知道了习仲勋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深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器重。一次,习仲勋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党员学生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到绥德师范出现的问题时,习仲勋特别说道:你们对运动要保持头脑清醒,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勋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心情顿时为之释然。她眼望墙上挂的毛泽东为习仲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勋更为敬佩。齐心曾回忆说: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有了较多的接触,特别是他在纠偏中敢于抵制“左”的干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党性原则和领导艺术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经常写信给我,给予关心和信任,这些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时,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齐心亲眼看到了习仲勋对党的事业无比的忠诚的优秀品格。习仲勋也很关注齐心的学习和思想政治表现,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他还让齐心写了一份自传交给自己。这时,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勋介绍了齐心家庭和本人的情况,信中特别说道: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

    习仲勋经过全面了解和认真考虑后,也做出了选择,他给齐心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由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工作交往,一下子上升到“终身大事”,对于不满20岁的齐心来说感到顺乎情理而又来得太快,单纯平静的心海犹如投入了一粒石子而泛起涟漪,一下变得复杂和忧虑起来。她想起姐姐齐云送自己进抗大时向那里的同志说的一句话:“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可是,这里远离亲人,为理清思绪,她还是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一起学习的几位姐妹,大家都支持她的选择。李华生、宋养初还和她谈话,帮助打消心中的顾虑。 然而,战争年代参加革命队伍中男女青年的恋爱生活很少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他们相反却按照一种特有程式进行着。习仲勋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当他看到齐心在简短的自传中写出自己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偷偷从家中跑出而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出了声,说:我参加革命时也和你一样。

    经过半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炽热的心却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结成伴侣。这天上午,在绥德地区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习仲勋、齐心的婚礼,向这对革命伉俪表示祝贺!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最先到了“九贞观”,并主动担当了他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和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都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地区保安分处副处长布鲁还特地为他们拍了两张新婚照片。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同志和习仲勋、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庄重的婚礼。

    当宾客离去之后,他们敞开心扉畅谈革命前途和个人理想;他们谈工作、谈生活,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语。在温馨幸福的气氛中,习仲勋却话头一转,平静地对妻子说道:从此以后,我们就风雨同舟、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入个人家庭小圈子里。“要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齐心细心地听着、想着,觉得丈夫的话说得对,因为这是特殊的年代,是艰难的战争岁月,革命夫妻之间很难做到互相照应的。

    是年夏,齐心从绥德师范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结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郝家桥模范村刘玉厚所在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又担任义合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委副书记,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习仲勋经常写信鼓励她安心基层,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习仲勋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寨搞调查,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曾回忆这段往事说:“婚后,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其余都在陕北农村度过,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策研究室农村组任研究员。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的8年,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新区土改和延安老区的土地调剂工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使我对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比如,不许挖底财、不许用肉刑、不许侵犯中农利益、不许查三代等错误做法,要保护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勋写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信件,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

    转眼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55年啦!”习仲勋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勋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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