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求助”亲情的拒绝艺术上，是十分讲究和极为高超的，既讲方式，又有方法。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回复；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不该帮助的，决不帮助，该帮助的一定帮忙到底；“求助”者的关系亲疏远近，决不是给予帮助与否的唯一依据。毛泽东在亲情问题上，既有很强的原则性、革命性，又有很浓的人情味、亲和力，善于用不同的手法处理不同质的亲情矛盾。

婉转地完全拒绝

    毛泽东母亲文氏家族表兄文凯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表兄文润泉复信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毛泽东还亲自复信文凯本人，说：“先生工作问题，似宜就近设法解决。”毛泽东堂妹毛泽建过继女儿陈国生去信毛泽东，毛泽东回复：“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许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又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泽东回信：“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三封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

尽力帮助烈属后代和亲属以及有功于革命的友人

    周辅仁是毛泽东青少年时同学，1928年牺牲。毛泽东复信其妻谭秀德：“周辅仁烈士殉难牺牲一节，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备案。”周芝麟是毛泽东湖南一师时同学，其弟周玉麟早年参加革命，1928年牺牲。毛泽东复信周芝麟：“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毛泽东还复信革命烈士王基永遗孀龙亦飞：“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对族叔毛逸民反映烈士家属生活困难一事，毛泽东复信：“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对于烈士家属，毛泽东的态度是：既要坚决支持普遍性照顾，但又不要单独性特殊，而要一视同仁地抚恤。

管教严格，约束亲友

    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复信湖南省湘乡县县长王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太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从此信看出，毛泽东舅家文氏四兄弟去信北京告了“乡状”，但毛泽东没有支持舅家，反而给当地县长写信，不同意给文氏兄弟“特殊救济”，否则将“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有的乡邻故交，也想“借力发力”，但毛泽东明察秋毫，一概拒绝。湘潭乡村教师李漱清先生曾向毛泽东提出一些不适建议，毛泽东复信给他：“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摘编自《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2期 尹韵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