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1945年5月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结论”中，面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却一口气列举了我们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就是成功运用底线思维的典型一例。
“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美好。但是，就在人们准备大声欢呼、庆祝“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其作的七大“结论”中，阐述“国内形势”时，却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他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斯科比是当时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就是说，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这些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他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更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
“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面对“光明”已现、“胜利”将至的大好前景，毛泽东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并非无的放矢，也非故作姿态，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多次发生过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吃亏”的错误，留下了惨痛教训。从党的现实处境看，虽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但是中国革命毕竟还没有胜利，相较于敌人而言，我们的“力量很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的处境还很严酷。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既“要英勇奋斗”，“又要谦虚谨慎”，不要重犯历史上“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的错误。
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紧接着就讲了保证“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八个方面的“光明面”，包括：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等等。
在把“困难”和“光明”都估计充足的基础上，中共七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为党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作最坏的准备，归根结底是为了谋得最好的前途和结果。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再次谈到了“十七条困难”，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
（摘编自6月6日《学习时报》 曹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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