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如何描绘自己的“坐标”，如何导引青年与国家同向同行，皆离不开在教材里、在课堂上、在育人的全过程中对中共党史的重新阐释，若青年看不清“从哪里来”，自然无法判断“向哪里去”，党史及其学术研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对青年人的“导航”价值正日渐凸显。但也因为其“导航”之功用，党史教育在近些年来寻求“守正创新”的路途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一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新论亟待纳入对话范围，一些颇具创见的研究新法也需要给予切实重视与回应。然而，在笔者看来，党史教育的创新性步伐较为缓慢，原因之一是陷入了对“正”“新”关系的线性理解，就如同在一个二维空间内只能描绘出“新”是不同于“正”的另外一个点，却遮蔽了二者既具有显著差异但又存在可辨的内在统一的真实关系。高等数学为了精准描述两点或多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构建该点所处的“高维空间”，在多个维度下对其重新定义; 而真实的历史亦类似于一个“高维空间”，“事件”需要借助不同的坐标轴加以共同阐释，否则就难以厘清“正”“新”之关系。笔者不敏，拟借用这一说法，简要辨析当前党史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对中共党史教育提振自身“导航”效用的可能性略作反思与重构。

      党史教育融汇于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年级越高，党史教育的“导航”功用就愈加重要。然而，面对信息时代的日新月异以及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史教育有时无法及时而清晰地指引青年学生的思想“位移”。究其原因，固然有话语和形式等多方面缘由，但更重要的是党史教育的“导航精度”未能及时跟上青年思维的发展以及时代进化的速度，就如同早些年间的导航软件——“人走了，地图上的小点却依然没动”。就此而言，党史教育要想进一步激活“导航”功能，强化“导航精度”，就不能止步于改换形式，更在于更新内容，为青年构建起一个能与当前世界有效对话的思维“坐标系”。

      要引领青年，这一“坐标系”需要有一定的精度，使其能够回应社会思潮的前沿动态。事实上，现代史学的一大发展便是借助其他学科的工具和方法来提升自身的研究精度。19世纪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史学皆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反思成败，以资后人。但伴随各国的现代化转型，粗线条的叙事难以解释复杂的现实，于是19世纪之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悄然兴起，他们主张摆脱狭隘的政治史研究，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求，推动史学向科学迈进。20世纪初期，这一思潮经日本传入中国，揭开了中国“新史学”的帷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大力倡导历史学应叙述“群史”“民史”，“求得其公理公例”，“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书写亦由此发端。1929年被视为中共书写党史的起点，当时瞿秋白在莫斯科创立“中国党史研究室”，开设“中共党史”课，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史料。而当瞿秋白向全党发出征集启事时，他不仅希望党内同志能提供“参加革命、参加会议”的信息，还特别提及需描绘“社会上各种现象和征状: 各阶级的情绪，和相处的关系态度等，群众组织的情况和党与群众的相互关系……最好能说到当时社会市面生活(行情，交易，交通等) ”。由此可见，党史书写是因势而动的产物，旨在由下而上地考察古今递变之根源，并逐步在理论前沿的动态发展中确立唯物史观，这样的历史是从理论前沿中走出来的“活”的历史。从20世纪20 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人扎根中国大地，洞察世界大势，带领中国人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鼓舞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这样的历史是从革命实践中走出来的“活”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中央一度加大了党史的整理编纂工作，但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党史研究受到极大限制。至80年代思想解放，中国的现代史学才重新起步，并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融会结合，力求更加深刻地分析世界。但令人遗憾的是，40年来，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于近现代史研究，而存留于课本之上的党史教育又迟滞于学术化的党史研究。相较之下，课堂上的分析难称“精准锐利”，但若青年学生从党史中读不出理论的“透彻”，也摸不到时代的“脉搏”，党史便难免被误解为博物馆里的“展品”而失去原有的活力。

      要引领青年，这一“坐标系”还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在宏阔的视阈中高屋建瓴。在党史教育之中，事件史一直占据着非常突出的地位，以至于在通常的史学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还形成了五四运动史、土地革命史、抗日战争史等以事件为中心的独立研究领域。如此划分，尽管带动了对某一专题的专深探讨，但“事件”的凸显往往也遮蔽了事件所发生的“路径”。“党史”投射于青年人的脑海之中，似乎成为跳跃的“不同时期的革命”。然而，类似为何会爆发“革命”、前后“革命”之异同、今天再谈“革命”又意在何处等一系列更本质、更深层的问题，却是仅仅仰赖提升“坐标系”的精度依然解决不了的，因此这一“坐标系”必须要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申论“革命”。梁启超在批评李瀚章主编的《曾文正公年谱》时指出:“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金冲及在近期向青年学者论及“治学基本功”时还专门引用这一材料并评价说:“这个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事实上，视野过窄、只述不论，也是西方史学近一个世纪的重要缺陷。诚然，19世纪兴起的兰克学派带领史学摆脱了哲学和神学的束缚，但在与“科学”的结合发展中，“重事件描述而轻理论分析”的趋势愈演愈烈，而20世纪的“年鉴学派”对片面重视研读原始资料、片面考察“短时段”的取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尖锐地指出: “不要只考虑短时段，不要相信最吵闹的演员才是最可靠的———还存在着其他的比较安静的演员”，“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由此，不少学人开始重新倡导“大历史”，但“大历史”并不等于简化的历史，而是更强调对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把握，这是从史观上提出的更高要求。20 世纪80 年代末，黄仁宇看到中西方史学发展的隐忧之后提出重新修订历史，并一再强调目前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视界”。其实，唯物史观便是一种高屋建瓴并能推动史学家推陈出新的“更高的视界”，诸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其滋养自不必赘言，唯物史观还深深影响了一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路径，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等诸位名家。由此推想，今天的党史教育若能运用唯物史观帮助青年一代建立更宏阔、更高远的思维“坐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便可蜕去“口号与标语”这层被误读的外衣。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但若“坐标系”的精度不够、高度不够，人们或看不到“澜”的微波，或看不到“澜”的余波，自然也就悟不出“术”来; 即便是通过反复训练形成了深刻的记忆，但对“术”之高妙怕也是懵懵懂懂，难得其要义。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思维世界都是一个高维空间，历史思维便是借助“时间轴”用过去的经验对当下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历史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平面化，即便各个时段是相互依存的，但也不能线性地将其归结为因果关系。这种高维的“思维坐标系”能帮助我们洞察世界，“升维”与“降维”便是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基本工具; 学习历史，则是让我们不断练习在这一坐标系下使用“zoom-in”和“zoom-out”，进而实现更精准的自我定位与更高远的理想设定。

      经典的党史教育往往呈现为一组组宏大的论题，如“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等等。对于这些命题，学生可谓耳熟能详，但对其背后的缘由往往含混不清。讲清“历史为什么”本是党史教育的重点，但在传统考核方式的指挥棒下，宏观论题被平面化、脸谱化，而大道理不让人完全、彻底地信服，在一定程度上实归因于没有“设身处地”。“升维”，便是要破除这种简化的叙事，再现过程的复杂性，抽丝剥茧地讲清历史发展的动力。

      “升维”是在更广阔的思想谱系中讲理论，让理论“活”起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一贯强调理论学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讲透理论”并不容易，它要求党史的教育者将“理论”带回“历史场域”。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擅治思想史，却提醒人们不能将思想视为“观念自主的演变”，而是“与思想以外的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他还特别指出:“就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而言，至今仍是一理想和现实互动的场面，马列主义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仍然是个开放性的问题。”由此可见，“讲透理论”绝不等于反复灌输各种专有名词和概念术语，而是要将这一概念“为何重要”“有何特别”等在历史脉络和语境中讲清讲透。譬如党史语境中的“科学”一词，便是典型一例。自“五四”以降，“赛先生”成为一大话语中心，然而回到历史，“科学”一词所承载的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哲学系的课堂或许会分析“科玄之战”中“科学”信仰者的不同思想根源——丁文江是拥护皮尔森的科学的哲学，胡适是拥护杜威的实用主义，陈独秀自认是辩证唯物论者，吴稚晖则是18 世纪唯物主义的拥护者，等等。但对党史教育来说，讲到这一层仍为不够，因为它没有回答“科学”对于党史有何意义。事实上，党史中的“赛先生”在思想谱系上勾连着“科学—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革命”这一逻辑链条，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科学话语”影响了“中国革命要往哪里去”。1928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谷，共产党人陷入重重反思: 一边是国民政府以“科学”为核心展开社会重建，计划雄心勃勃地发展工业; 另一边是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强势提出“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等简单化口号。“科学”指引着现代化的方向，但仅有“科学”，国家就能实现现代化吗? 一些现实的矛盾引发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困惑。为了辨析革命理论、寻求革命道路，中共中央文委在1930年5月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在斗争中反思前进的方向。艾思奇就在当时受到左翼思潮影响，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开始认真反思“科学”与“革命”的理论关系。事实上，“科学”并非孤立存在——“数量”能使科学知识精确，“实验”能使科学知识可靠，“逻辑”能使科学知识系统，但它们都不能保证科学知识造福人类——身处革命低潮的左翼知识分子希望确立一种新的宇宙观，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将科学发展纳入社会变革的进程，这是“科学改造自然世界”与“革命改造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1932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首个中译本问世，更将这场囊括了哲学家、科学家以及革命者的论战推向高潮，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也在“革命”的推动下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众，“革命”亦在“科学”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走向更深层次的社会革命，“科学大众化”与“革命大众化”开启了革命的新方向。因此，要理解党史视阈下的“科学”，就不能囿于思想的师承关系，还要对比国、共、苏不同党派的理论谱系，进而让理论在政党竞争的历史中鲜活起来，而青年学生也才能理解我们为何要强调“红色工程师”“人民科学家”，以及教育部在今天为何依然要求所有在校的理工科硕士生必修一门思政课——“自然辩证法”。

      “升维”是在更有温度的革命探索中讲实践，让实践“活”起来。中国革命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裂变，包罗万象，色彩斑斓。由于它本身的巨大魅力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讲述“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党史教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近年来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因沿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宣传口径，党史教育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讲法依然未能褪去简单的线性解释，似乎“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这种被简单叙述的党史大大遮蔽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不仅未能彰显中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而且会带给青年更多的困惑: 今天的革命事业若非一帆风顺便就不再“伟大”了吗? 事实上，“伟大”不应被平面化地等同为“成功”。“伟大实践”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才是党史教育更应讲明白的重点。此处可以“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为例。在2018年新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上述内容隶属于第六章第四节之“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限于两页的篇幅，教材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部分加以概论，并将其总括为“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一历史叙述当然无错，但教育者若对此平铺直叙，未领会教材与教学之间的转换，学生难免会问:国共之间的黑白两分是截然的吗? 陕甘宁边区是“不知魏晋的桃花源”吗？恐怕并非这么简单。在课堂上，笔者曾以“救国公粮”为线索重述了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过程。据档案可知，尽管“救国公粮”是中共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向广大群众发出的抗战号召，但平衡好粮食的“军需”与“民用”并不容易。前方战事愈紧，征粮压力愈重。皖南事变后，征粮任务一压再压之后还需要大幅升至20万石，生产难以负担。经济之困背后还有更危险的政治之困，中共的相关工作文件写道，1941年“部队武装走私，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威信; 机关自收自用，否定了预决算制度”，这些问题引发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诸多不满。回溯1937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曲折发展，还有与之相伴随的党群关系危机，正如毛泽东在事后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痛定思痛之后，中共没有避重就轻，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开展了诸如“三三制”民主、精兵简政、整风运动以及重申群众路线等一系列“刀口向内”的改革，之后才有了1943年全民参与的大生产运动，有了1944年外国记者笔下啧啧称赞的“光明之城——延安”。由此可见，国共之间之所以黑白分明，并非单纯依靠共产党骨血里的“红色基因”，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而这才是革命实践之所以“伟大”的根本原因。党史重在讲“来路”，因此近年来党史与社会史的互鉴，便非常需要引起党史教育者的注意，正如有学者所说:“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从‘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径’的历史……传统研究领域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活力、焕发生机。”其实，早在1991年，张静如就曾发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号召党史学者参与和关注社会史研究，这一建议直至今日仍具洞见。

      归根结底，“升维”是以一种更加立体的方式去讲述传统党史中那些“至关重要”却“隐而未彰”的逻辑理路。这一转变的重要性或可借用2004年余英时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作比，该书正是将理学重新放回“历史世界”，找到了学术与政治互动图景中的那些“遗失的环节”，彰显了思想的内在理路，让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宋儒朱熹。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在学界影响颇深，正如葛兆光所评论的，朱熹从来都是一个中心人物，在“目光炯炯的学者密集爬梳之后，难道还能另辟蹊径，挖出什么新资料，提出什么新解释吗？可是…… （这本书）偏偏就‘跳出三界外’，找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脉络中重新解读朱熹的新思路”。其实，当前的党史教育也正面临着类似挑战，除了发掘新史料之外，更关键的在于教育者本身需要对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加以“升维”，进而提升党史的精度，打磨党史的逻辑。唯其如此，课堂中的宏大论题才能有血有肉，合情更合理。

      “升维”是党史教育“守正创新”的路径之一，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一味逐新猎奇，会带来区域化甚至“碎片化”的危险。准此而论，“降维”亦是党史教育亟须加强的向度:一方面，党史本身所蕴含的特定问题意识，使其不该成为“就事论事”的碎片研究，在本质上，它呼唤着“总体史”的回归;另一方面，党史教育所凸显的“导航”效用，促使它不断地叩问过去与今天、未来之间的关系，所以党史的叙述也不应停留于故纸堆里。因此，党史的叙述需要在“升维”的基础上再进行“降维”，而所谓“降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降维”是加强党史的整体性叙事，放大眼光，洞察大势。讲清中共革命的“来龙去脉”，可谓关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因此党史学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哪些是最具价值的问题和领域。但遗憾的是，近几年青年学者迫于科研考核压力，往往依赖以史料出新甚至以外文史料出新，而对议题本身的重要性考虑不足，出现了“党史研究不断细化但党的面目却不断模糊化”的“讲台困境”——看似皆为历史分析，分析之后却没能回答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党史教育中，我们恰恰反对这种“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讲法，提倡讲出“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的普遍性”，当时的党员干部教育便是典型案例。尽管战事胶着，但中共中央从未放松过理论学习，给党员干部布置的学习任务很重，要求“每天平均实行二小时的学习制度”，并保持经常性与持久性。1940年1月，中共曾明确列出“三级理论学习课纲”: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可见，当时的理论学习不仅学得深，而且学得有层次、有进阶——初级课讲“中国党”，中级课讲“共产国际”，高级课讲“世界大势”。其实，这体现了当时中共进行理论教育的一个核心方法，即“一点点放大眼光”。“放大眼光”是从学员的身边说起令其亲切，但又不使学员局限于个人经历而过于狭隘，逐步阐发个人与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层层联系，从而让大家明白中国革命的实质与意义。从本质上说，这一方法就是要求教员能带领学员“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个体—整体”“特殊—普遍”的辩证统一，看到它们虽复杂多变却有章可循。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由此而言，层阶式的理论学习即便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冗余的工作，当时高强度的学习“固化而不僵化”地锻造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而今天的青年，有时会觉得学习党史没意思，其实是陷入了只见“具体”却未见“一般”，误以为“历史无用”，从而放弃理论学习。事实上，为了消减20世纪以来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史学界近年来也在不断反思。自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提出“向后退却”之后，总体史学既作为一种内容的转向，也成为一种方法和视角上的转向，由此激发了史学“叙事的复兴”。法国史学理论家韦纳就明确表达了从分析史学到叙事史学的要求: “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然而，这种叙事已与传统政治史、事件史中的叙事有了很大区别:它们不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探究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不只是写作方式的变化，更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恰似“否定之否定”的转向，无疑是一种新的综合。其实，当前的党史教育也正期待着这种“复兴”。讲党史，既要实事求是，也需要能像讲故事一样“连贯而通透”地将历史的逻辑叙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并基于整体性的叙事，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降维”是加强党史的针对性叙事，以史鉴今，拨云见日。相对于其他课程，党史教育有明确的话语对象和问题意识，除了对党员干部不断轮训，党史教育最重要的培养目标就是引领青年，而青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育穗期。因此，党史教育不是“自说自话”的教育，而是面对“人”的教育，它必须随“人”的思想而动，要有针对性，要有具体语境。党史本身固然有其重要的大事件、大论题，但党史教育的重点与难点不可以一成不变，例如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如火如荼，党史教育便应有侧重地分析历史上党建的风雨历程;当下中美贸易摩擦连续升级，党史教育便应着重去讲新中国成立后中、美、苏大国博弈的曲折发展。总之，党史教育不是单纯叙述过去，在本质上它是面向未来的，是分析性的。1939年中共针对青年重讲“五四与革命”便是一例。其实，今天我们纪念的“五四青年节”是1939年才确立的。诚然，1919年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五四”地图斑驳杂陈，研究系、国民党、共产党、中间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叙述“五四”的意义。相较于国民党的频繁纪念，1928 年至1936 年间的共产党似乎无暇顾及，这段时间正是党的青年工作较为低落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 “共青团一度成为孤立的、互不联系的组织……团员人数日益减少，群众性的辅助组织几乎都取消了”。全面抗战后，国共两党皆深深地感到争取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带有反日爱国色彩以及承载着知识青年集体历史记忆的五四运动，再次进入共产党人的视野。在1939年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重述了这段历史: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 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 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一支军队”是对青年群体的极高历史评价，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同时对“五四”进行了反思。之所以反思，乃因为当时知识青年到延安之后不适应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和集体主义作风。毛泽东据此指出，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而20年后我们仍然在“反帝反封建”，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不够紧密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可见，讲历史就是在讲现实，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射使得党史教育尤为重要，也颇为有力。据此而言，若当下的党史课堂失去了对现实的观照以及对未来的指引，党史中许多事件的重要性便会被相对降低; 若不能揭示回旋的思考、辩证的发展，党史便会无的放矢。即便教育者的叙事再动人心魄、跌宕起伏，党史也会在青年心中成为“可有可无”的科目，没了滋味，失去了说服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青年之迷茫困惑亦需要在历史中找到方向。然而，要讲清历史的起承转合，不是仅仅在故纸堆里进行爬梳便能完成的，“升维”的另外一面便是“降维”，而“降维”就要求教育者能辩证地把握历史的哲学和历史的细节，能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摸清规律，能在冲突与对抗中走稳正道。通过“降维”，青年才能将书上的历史和身边的现实联系起来，认识到历史是现实的根源，虽有低吟徘徊，但终有几度高歌。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就要让历史为他们架起一个“坐标系”，了解这个国家从哪里来，弄懂这个国家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并理清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而不会往哪里去。

      四、再定位：作为一种反思的党史教育

      历史是一门时间之学，而这个“时间”，既是面对过去的，也是面对未来的;既是面对故人的，也是面对我们自己的。因此，在历史中，时间既是相互依存的，亦是被重构的。党史教育便是以其特有的问题意识和话语对象，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叙述对“时间”进行重构，而学人的重构则根植于“史实”和“史识”两面。重构“历史坐标系”，尤要对“时间”特别敏感，不能仅把“时间”当作一种连续的发生，而忽略了它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属性。从“共时性”来讲，“时间”表现为历史坐标系里某一个凝固的“瞬间”，“事件”则是无数具体因素的合力，并非单一线性发展的结果。因此，基于史实，我们应该进行适当的“升维”，更精准地讲述党史，设身处地地还原其复杂性，党史中的宏观论题才会有血有肉。与此同时，从“历时性”来讲，“时间”也是一个“长轴”，让我们跨越时空看到自己的来路，而不是割裂地、碎片化地谈论似与我们无关的过去。因此，基于史识，我们应该进行适当的“降维”，更宏阔地讲述党史，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古往今来的内在联系，党史中的微观叙事才会有滋有味。

      在“升维”与“降维”之间，我们不断地调适党史教育的叙述，归根结底，是让党史回归一种反思的教育:一方面，增强反思性与批判性，让党史教育从简单枯燥的宣讲模式里走出来，不仅关注历史“是什么”，更要关注“为什么”;另一方面，增强反思性与批判性，更是让青年一代从平面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不再简单、教条地看待世界，而是真正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并最终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由此而言，当我们再一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党史教育也在深切地期待“守正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党史的“导航”功能，“升维”“降维”看似“出新”，实则“守正”，它不过是党史教育的新时代演进。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党史教育可以也必须为青年构建起一个思维的“坐标系”，从而鼓舞一代又一代青年革命者，乘历史大势，砥砺前行。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