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写了一封信，分析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新旧文化的激烈交锋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分析时局，毛泽东说了上述这番话。他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没有抓住病根。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毛泽东认为他们“胸中茫然无有”，“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剩“手腕智计”。这样的政客与古代奸雄无异，无补于中国世事。只有“学有本源”、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是中国之所需，才能求得中国面貌之根本改变。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主张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只有这样“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才能“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在1917年前后，毛泽东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方面的书。他手抄过老师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7册；他阅读过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约10万字的原文上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1918年初，他还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些阅读和实践活动，都旨在改造旧思想、旧伦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学术与人心，这是探寻解决中国问题大本大源之道的大方向。然而，直到1918年，他还只是循着这个大方向进行探索，并没有找到大本大源之道本身，直到他去北京之后。

    1918年夏至1919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期间他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名人以及张国焘、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1919年底至1920年初第二次来北京期间，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搜寻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对确立自己的信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后来他曾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上述信中，毛泽东还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当时，他因未得大本大源之道而心中茫然。而到了1920年夏后，毛泽东心中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之道开始明确起来。他明确提出：对中国问题，“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旦寻找到“大本大源”并确立了自己的信仰，毛泽东就坚定地用以指导中国实际，执着至信，终生不渝。在转战闽西赣南的艰难岁月，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请求寄送马列主义书报阅读，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红军打下闽南第二大城市漳州时，他曾到龙溪中学图书馆翻阅了一上午，挑选《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书籍阅读；长征胜利初到陕北，他比较系统阅读马列主义哲学书籍，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全面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学习马列理论和历史知识，同时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可以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大本大源”为指导；中国建设、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也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学有本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

（摘编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2期 戚义明/文）